王安石没有管教儿子，却在儿子重病后强令儿子和儿媳分居。儿子思念妻子，又不敢违抗老子的决定，只好写诗遣怀。
就像通常悼词中常说的，王安石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。他的兴趣好像只在施展政治抱负，可惜了他作为诗人的才气和灵性。他很清廉，家里过得清贫，对女色也兴趣缺乏。这两条就非常阻碍了他精神境界的提高，不会享受不会爱的人能做出什么风流韵事？读王安石的诗歌，要注意创作年代，以及此前他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抱负落空时的心情，千万别在他的诗里找爱情的影子。
王安石的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，考虑问题不全面，利想得多，弊想得少，缺乏实践经验，还不肯在实践中及时纠正错误。光看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名单就知道他捅了多大的娄子：司马光、欧阳修、程颐、吕公著、富弼、文彦博、范仲淹、苏轼、苏辙、范祖禹、晁补之、黄庭坚、秦观、王安国……我喜欢的诗人基本都在这份名单里。
王安石选择的改革合作者就很差劲，不死的几乎全成了日后的奸臣。有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小人吕惠卿等密谈时，他的弟弟王安国竟然在窗外吹箫，吵得王安石没法说话。王安石对着弟弟说“停此郑声如何？”王安国回答：“远此佞人如何？”
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推广之前，没有进行广泛的可行性研究，推广后也没有及时修正缺陷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归纳的王安石变法是我看到的论述中最搞笑的：“王安石变法有九项制度，其中三项国营企业、三种新税和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。”经历过大跃进和“文革”的人随便想想，也会知道王安石改革的结局。他的改革措施中的商业计划是把皇家的东西摆出来卖，让皇帝觉得没面子给否决了。
王安石变法最根本的错误是利用皇权推行新政，而缺少法律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。尤其是中国文化历来轻商，使中国商业不发达，缺少有效的贸易管理模式和资金流通渠道，也没有经济法，根本不可能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。这样一来，改革的结果就是培养出大量官商垄断市场、物资，并控制资金流向。平民百姓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。
王安石政策水平低可以原谅，可他不应该迫害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。司马光这么温和的人，在反对新政无效后还找王安石沟通数次无望，才宣布和他决裂。
王安石的言行成了儿子的好榜样。儿子听说有人反对改革，轻描淡写地比划出“杀”字！此时他没有管教儿子，却在儿子重病后强令儿子和儿媳分居。儿子思念妻子，又不敢违抗老子的决定，只好写诗遣怀。《眼儿媚》的诗句写得如此哀怨：
杨柳丝丝弄轻柔，烟缕织成愁，海棠未雨，梨花先雪，一半春休。
而今往事难重省，归梦绕秦楼。相思只在，丁香枝上，豆蔻梢头。
纤秀柔弱如女子的男子满怀思恋写下的《眼儿媚》，没能打动亲生父亲，含恨而逝。他死后，妻子改嫁。可见王安石的心多冷漠，多缺乏人味儿。直至儿子死了，他才后悔辞官。
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时，他也许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或因碌碌无为而羞耻，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：“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人和人斗。”（摘自《追寻历史的真相》）
本文摘自《领导文萃》2006年11期，作者：王一苇，原题：最是无趣王安石
王安石（1021年12月18日－1086年5月21日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汉族，临川（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）人，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。
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王安石进士及第。历任扬州签判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等职，政绩显著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参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变法。因守旧派反对，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罢相。一年后，宋神宗再次起用，旋又罢相，退居江宁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势，新法皆废，郁然病逝于钟山，追赠太傅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获谥“文”，故世称王文公。
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，著书立说，被誉为“通儒”，创“荆公新学”，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。在哲学上，他用“五行说”阐述宇宙生成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；其哲学命题“新故相除”，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在文学上，他具有突出成就。其散文简洁峻切，短小精悍，论点鲜明，逻辑严密，有很强的说服力，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，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；其诗“学杜得其瘦硬”，擅长于说理与修辞，晚年诗风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，世称“王荆公体”；其词写物咏怀吊古，意境空阔苍茫，形象淡远纯朴，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。有《王临川集》《临川集拾遗》等存世。